2020年4月重庆自考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串讲资料（10）

1、江左三大家：指的是清初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均由明入清，特殊的境遇使得他们一方面留恋旧朝（明），一方面又不得不侍奉新朝（清），内心深处充满矛盾，经常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三人在诗风上有较大的差别，其中钱谦益和吴伟业的成就较高，影响较大。

2、梅村体：指吴伟业的七言歌行。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有《梅村集》。吴伟业诗中最具特色的是那些描写明末清初重大历史事件的七言歌行，深情婉转，韵味悠扬，颇得初唐四杰及白居易诗的神韵，号梅村体。代表作有《圆圆曲》、《永和宫词》、《琵琶行》、《松山哀》、《雁门尚书行》等，久为世人传诵。

3、神韵说：是王士祯提出的诗歌主张。王士祯在诗歌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神韵说”。所谓“神韵说”，就是要求诗歌应具有高妙的意境，天然的韵致和言外之意。在创作上，他的诗是“神韵说”的具体体现，空灵婉转，不滞不粘，富有才情。

4、性灵说：是袁枚对诗歌创作提出来的观点。他论诗主“性灵说”，所谓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气、机趣。认为诗以情为本，讲求个性，不可因袭，同时也应注意才识与学问。袁枚的这一看法，针对的是当时风行诗坛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

5、桐城派：桐城派是形成于清代中期的一个散（古）文流派。代表人物为方苞、刘大櫆、姚鼐。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之为桐城派。桐城派的理论由方苞创立，经刘大櫆补充，姚鼐发展而成。它们尊奉程、朱道统，并以继承秦、汉以至唐宋八大家的文统相标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散文流派。但后来桐城派作家，却不全是桐城人。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学家韩愈、欧阳修的作品。讲究“义法”，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要求语言“雅洁”。其散文作品简洁平淡，生动性不足。

谈谈龚自珍诗歌的浪漫主义特点。

一、奇特瑰丽，具有睥睨俗世的奇气和高扬飞越的人格精神。龚自珍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往往赋予平常的事物以超人的力量与精神，因而他的诗浪漫飞扬，不同寻常。例如，落花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但龚自珍写起来却是“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城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西郊落花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其五），既气势非凡，大气磅礴，又境界崇高，这是过去的诗歌中很少见到的。二、具有反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理想，由于龚自珍渴望冲破封建牢笼，主张顺应自然，发展个性，所以在龚自珍的诗中，剑与箫是经常出现的意象。剑代表着诗人的昂扬斗志，箫代表着诗人的怨恨情怀。所以，龚诗中诸如“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同处箫”（《秋心》）之类的诗句极为常见。三、龚诗善于将自然美与理想美熔铸成生动的形象。比如“风雷”这一形象在作者的笔下，已成为摧枯拉朽、震天撼地的社会变革力量的象征，被赋予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4、什么是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是近代文学史上的诗歌改良运动。明清以来，文人诗处于因袭、保守状态。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等人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黄遵宪则提出“我手写我口”，反对拟古主义；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在表现方法上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在语言上要尽量利用那些适用的历史资料，并结合新事物，运用新语言。他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和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领域，并描写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改良运动中，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和梁启超均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思想先进，要求改良的愿望强烈，因此，他们的诗歌也就成了反映他们改良思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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